自央视开始连播十二集的电视片《大国崛起》后，对一天一集的进度感觉难耐，周末跑到音像店买了一套碟片，当天吃过晚饭后便在我的小书房里一口气看完，参加公司学习算是复习了。

从《大国崛起》中感受最深的是，在片子中使用电视语言对500年来九个大国崛起和兴衰史的评述中，采用了一种中性和客观的态度。这反映出了至少是我们国家的精英阶层已经在以一种大国的胸怀和心态来重新认识和理解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范围以外的世界。

从《大国崛起》中看到，德国、俄罗斯、美国、日本等后起国家的崛起过程，无一例外的都伴随着虚心向先进国家学习的过程，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不断地将先进国家的科学技术和文化思想与本国的传统和文化相融合，形成了强大的民族精神力量，这种精神不仅促进了民族的崛起，而且还跨越国界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进程，其中德国和日本还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反观我们祖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历史，千百年来，对整个民族有着重要影响的思想大都产生于先秦百家争鸣的时代。自秦始皇统一六合，以焚书、坑儒、禁私学为手段，对民众实行禁思箝口的文化专制政策之后，中国历史上再也没有产生过能够与孔孟老庄相提并论的思想家。

自秦代之后，不断被宣扬和强化的是“君权天授”的皇权绝对权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君叫臣死，不敢不死”。

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后，儒学逐渐被尊为正统，其他学说日渐式微；屡屡兴起的文字狱，使离经叛道者不仅要受到口诛笔伐，而且还可能遭受抄家灭门、掘坟鞭尸之祸。

在科举中以“四书五经”开科取试，主导了以“四书五经”为主要教材、以“念、背、打”为基本模式的传统教育方式，造就了一代又一代“青春作赋，皓首穷经”的冬烘先生，多少读书人终其一生往返奔波于书院与贡院间的旅途，生命的烛光渐渐湮没于故纸堆和八股文之中。唐太宗看着涌入科场学子的人流曾颇为自得地说道：天下读书人已尽入吾彀中。中国历史上也就有了流传久远的“百无一用是书生”的说法。

政治上和文化上的一元化，成就了一个庞大的东方“天朝大国”，然而，这个民族的思维和思辨能力却日渐萎缩，思想日趋保守僵化。

自秦以来推行的“重农抑商”国策，将广大民众牢牢束缚于祖祖辈辈生长的土地上难以迁徙，人们在一代代愚化和奴化意识熏陶下，渐渐变得逆来顺受，为了维持基本的生存和支付沉重的赋税徭役而苦苦挣扎，而将改善人生的希望寄托于“明君”、“清官”的降临，或退而求之于“来世”。

在中华民族对外交往和碰撞的历史进程中，我们这个有着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家中，同时还出现了一些令世人费解的事情。

力主光复河山、令金人闻之胆寒的岳飞父子被以“莫须有”的罪名绞杀于风波亭。

在“土木堡之变”中被俘的明正统帝朱祁镇在被解救并成功复辟之后，将力挽狂澜的于谦以谋逆之罪打入死牢。若干年后，崇祯帝朱由检又以同样的罪名将多次挫败清兵南侵、并使一代雄主努尔哈赤折戟于宁远城下的袁崇焕凌迟处死于北京。

面对“万园之园”圆明园的余烬、列强步步逼近的大炮和刺刀时，清廷的吏部尚书刚毅十分轻松优雅地说出了一句千古名言：“宁与友邦，不与家奴”。

日寇的铁蹄在华夏大地肆虐时，抗日军民在与侵略者拼死抗争的同时，还不得不同时抵御着一支人数超过百万的“皇协军”。

在上小学时参观“阶级斗争教育展览”时曾经看到这样的故事：某恶霸地主纵犬伤人，受害者家人将恶犬打死，后被恶霸所逼，受害者一家披麻带孝为死犬送葬。二十年后，这样故事的不同版本又经常见诸报端，所不同是狗的主人变成了当地的村官或乡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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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崛起》并没有为我们开出一副济世良方，但是它为我们对民族未来的思考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任何一个民族都有着其独特的历史发展轨迹，这是后人无法选择的，其他民族发展的成功经验也不可能照搬克隆到中国来。但是可以看到，各大国崛起的历程都是一个试图突破传统和维护传统的矛盾过程，总是一波三折地向前发展的，其中一个带有共性的方面，是通过在文化教育体系中注入科学、民主、法制等新鲜血液，使国民的心智不断健全完善，国民素质不断提高，使民众自觉地关注和参与社会的变革和发展，同时建立一个民主和平等的社会契约体系，达到个体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和谐统一。难以想像一个只懂得愚忠愚孝、逆来顺受、任人宰割、缺乏独立思维能力的民族能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上世纪八十年代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揭开了现代中国文化思想启蒙的序幕，推动了国家的全面改革开放。信息时代的到来、意识形态领域逐渐开明和宽松的氛围，让国人能够从各种渠道去充分了解和认识外部的世界，并对我们自己的文化和传统重新认识和反思。脱贫致富的欲求激励着人们离开故土、跨出国门去开拓新的世界。数千年来的文化积淀正在与国外先进的思想文化、科学技术发生前所未有的碰撞和融合。整个中华民族正在摆脱思想被愚弄的蒙昧时代，民智的全面启蒙必然会成为开启国家振兴崛起时代大门的一把金钥匙。